太欣新材料科技观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科普？

　　撰文 贾鹤鹏（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杨正（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瑞芬（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

　　在笔者之一前段时间于返朴上发表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赞成科普，却乏于行动？》一文后，收到不少科学家和科普同仁读者的反馈，其中有权威科普媒体的同行指出，在科普受到重视以来，说做科普对科学家没有好处并不准确，实际上是可以名利双收，收点劳务费，还多一个传播自己的渠道，只要有点时间，很多科学家都愿意干。

　　另一方面，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中，我们对科学家做了大量访谈，也在热心科普的科学家聊天群做了长期观察，我们听到的，又全都是抱怨。既有人认为体制不支持自己做科普，也有人提到同行的排斥[1]。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种表述如此之矛盾呢？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不少有关科学家科普的认识误区，而澄清这些误区本身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鼓励科研工作者开展科普。

　　其实从表面上回答这两种看法为何如此不同并不难。我们访谈的对象，大部分是热心科普的科学家，有不少甚至通过科普成为网红[2]。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的确发现了很多妨碍这些科学家做科普的因素，从缺乏所在单位的支持，到时间不足，再到认为媒体偏见以及同行排斥不一而足[3]。可以说，这些因素共同汇总成了科学家做科普的机制性障碍（institutional barriers）。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用词，机制性障碍并非指的是单位不鼓励科普或科研管理体系排斥科普，而是科研界约定俗成的运营状态，让科学家很难把科普当做重要工作。

　　而上述权威科普媒体的同行所说的，则是偶尔做一次科普的普通科学家，对于这些科学家，其实不存在体制障碍，妨碍他们实际参与到科普中的主要因素，是缺乏科普渠道和科普能力。

　　这个回答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关系到本文的核心，那就是如何能通过科普系统，让热心科普的科学家的行动得到鼓励，又让愿意偶尔做做科普的科学家有渠道、有手段去征服受众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强调一点，那就是科学家的本职工作，首先不是科普而是科研。如果完全没有科研产出，全职从事科普工作，那这样的科学家确实不应该作为全职科研工作者获得报酬和待遇。实际上，即便在笔者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高度重视科普的单位，大多数科学家也不会把科普当做主业。

　　但在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中遍布着的，是各种科学与社会关系以及科普能力提升的课程和培训工作坊，有把传播力融入研究生就业能力的训练项目，还有从系到学院到校方的传播支撑体系[4]。这样的体系努力做到的，不是让科学家停下科研来做科普，而是当他们有科普需求时，他们能得到各种支持。同时，对于打算从科研赛道转向科学传播道路的科研人员，各种科普专硕和短期培训可供选择[5]。笔者之一为Nature系列学术期刊担任特约记者时，同事大部分都是这种转行的前科研人员。

　　举这些国际例子，并不是说这些机构一定做得更好，也并非鼓吹完全照搬它们的做法。但这些案例提醒我们，科学家科普，也就是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提倡的元科普，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因而也不应该依赖一种固定标准衡量其成效。做好科学家科普的工作，应该让善于也经常从事科普的科学家能在科普和科研中找到均衡，让需要科普的科学家能获得相应的支持，让愿意科普的科学家有机会获得科普赋能，并让将来可能做科普的学子有学习科普技能的的机会。

　　正是因为有上述标准，我才在此前多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科协和部分地方科协系统推进的科普职称是中国科普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科普职称并非能解决科学家科普面临的所有问题太欣新材料科技，但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科普职称这一解决方案，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上文说的常规从事科普的科学家，他们也可以称为科普达人。偶尔做做科太欣新材料科技普，或者通过做科普来促进团队成果影响力的科学家，既不适用也不会来申报这一职称。

　　即便科普职称对作为科普达人的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有所助益，它也不意味着这类科学家可以因而变成专职科普工作者，它应该做到的，是帮助这些科学家更容易在科普和科研中找到均衡。科普职称并没有办法对科研体制做出改变，但却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例如，目前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很多一流研究型大学在内的国内顶级科研单位，暂时还不接受其科研人员的科普职称太欣新材料科技，但科普职称的制度设计却有可能通过促进善于科普的科研人才的流动对这些科研单位造成影响。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中科院才不在乎一些科普达人的流失，每年那么多杰青都从中科院流向了其它单位呢。这句话当然千真万确，它实际上意味着科普还没有成为当今中国科学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科研竞争高度激烈的环境中，特别是在科研成果需要靠论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而不是根据其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估的环境中，科普制度的确难以发挥作用。

　　但因此就给当今科研文化贴上敌视科普的标签却不合适。《》一文提到有研究指出，我国科学家中也普遍存在卡尔·萨根效应，即科学家不太认可同行参加科普活动[6]。卡尔·萨根生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天文学家，但因为热衷科普和公共事务而落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但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顾虑也是成立的。他们担心的，是同行通过科普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关注和倾斜，从而造成了不平等的科研竞争。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副研究员翻译的《聚光的下的明星科学家》[7]一书就发现，一些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的确通过科普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科研资源。实际上，我们在中国也会发现，一些大型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往往也是本项目的“首席”科普发言人。

　　要破解这种对科普不太友好的科研文化，并非是要科学界的科普达人们放弃科普，而应该是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普，并给他们进行科普赋能。今天，在孕育卡尔·萨根效应的西方科研界，很少有针对某个大腕科学家通过科普而获得不当科研资源的指责，这也和科普日益成为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不仅科学家们愿意及时传播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科研基金也日益要求把包含科普在内的广泛社会影响作为结题条件。据笔者了解，我国正在修法过程中的《科普法》，也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把科普作为科研项目的考评指标的提案，笔者团队也提交了类似修法提案。

　　实际上，要让需要科普的科学家能获得相应的支持，让愿意科普的科学家有机会获得科普赋能，并让将来可能做科普的科研学子们有学习科普技能的的机会，这些都难以仅凭政策或体制来解决。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顶流科普公众号中，刊发了越来越多来自科学界的名不见经传的科普作家的有趣作品。这些科普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计划转行科普，但在科研之余，他们在科普创作中找到了乐趣（以及太欣新材料科技一点稿费收入）。而“科普中国”启动的“星空计划”，也着眼于培养更多科普创作者，尤其是来自科研界的科普创作者。这似乎说明，在不知不觉间，中国的科研文化也在发生着有助于科普事业的渐变。

　　当然，除了科学界内部的科研文化，商业力量如今也在推动着更多科学家从事科普。一些科普大V现在已经在各种平台上已经达到了上百万粉丝量，其科普节目可以获取上千万次访问量，对于他们，其实科研单位内部的绩效考核已经不算什么了。对于这样的科普大V，科普职称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虽然星空计划和中科院系统每年都在开展的科普培训有助于让更多科学家从事科普，其目的也不仅仅是科普达人，但毕竟这样的活动太少了，针对科研工作者的就更少。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几所大学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科学传播课程，这既不利于科研人员从事科普，也不利于一种鼓励科学与社会进行对话的科研文化的形成。

　　但另一方面，即便科学家们已经修炼成很会讲故事的“科学队长”，他们是否适合成为前台的“科普讲解员”也需要更多思考。《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赞成科普，却乏于行动？》一文已经援引我们的多项研究表明，科学家在从事科普时经常会有意无意地确定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通常在科普过程中体现出一种知识上的傲慢，也不屑于与公众进行对话，还经常在其文本中，把公众描述为知识缺乏的群体。我们无意苛责这种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这既是科学家这个群体的本能，也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有关。这种职业特性，通常也不会妨碍以讲座和授课等形式进行的科普活动的效果（因为公众也会太欣新材料科技自觉把自己置于知识弱势中），但却不利于科学与社会的平等对话。

　　因此，即便我们实现了积极调动科学家科普的目的，也必须考虑，元科普是否就意味着科学家亲自登场在前台科普？我在《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赞成科普，却乏于行动？》曾经建议通过打造强大的组织体系来促进科学家科普，实际上，这样的组织体系也意味着，科学家也应该成为科普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作为这样的一个环节，积极为科普作品创作提供建议、专业支持和审核，与在前台进行科普报告或撰写科普文章同样重要。这种对科普的支持，需要的首先不是调整政策提供激励而是形成一种鼓励传播的氛围，而且也同样需要一个组织体系的支持，让专业的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可以找到合适的科学家进行咨询而不是故意阻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用这样的多元化标准来看科学家的科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体制中并没有那么多阻碍科学家进行科普的障碍，但同样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科学家科普，我们会发现，距离这种多样化的状态，我们还有不少的路需要走。

　　[2] 王大鹏, 贾鹤鹏, 吴欧, & 钟琦. (2018). 网络自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新动能——以“网红”科学家为例. 新闻记者(10), 47-56.